蔡嘉树一听大喜，“如果土地到手，我一定好好报答先生。”

事后，童管家便向刘墉投状，指控徐家书籍含有反动言辞。

这桩案子到了刘墉手中后，性质陡然发生了变化。

刘墉在仔细审阅诗集后，认为其中言辞多有愤激之意，建议对其进行严格处理，并迅速将此事奏报给乾隆。

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折以及徐述夔的诗作后，顿时勃然大怒。

他认定徐述夔身为举人，所作诗词语句中多有“怀念前明、诋毁满清”的意图，应当予以重治其罪。

事实上，翻遍所有诗句和小说，所谓有问题的内容，无非就是那么几句被刻意上纲上线的话，

比如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搁半边”一句，被乾隆钦定为反清复明的铁证。“壶儿”被曲解为“胡儿”的谐音，暗指清朝统治者；

而“明朝期振翮，一举去清都”这句，同样被解读得极为致命。“明朝”被认为是追忆明朝，“去清都”则被认定为要离开清朝统治之地，蕴含着兴复明朝、背离本朝的意图。

乾隆怒不可遏，用拳头叩击龙案，吼道：“悖逆至极，必灭其族”。

另外官府还查明，徐述夔建造了一座“一柱楼”，并在楼壁悬挂《紫牡丹》图，

当时着名诗人沈德潜应邀题咏，其诗中有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亦称王”的句子，

就是这句评语，沈德潜也被牵连进去了，乾隆批示：“此乃大逆不道之语。”

乾隆对这起案件的处理可谓极其严酷。徐述夔、徐怀祖虽已去世多年（徐怀祖在案发前一年离世），但仍被判处挫骨扬灰之刑；

其孙徐食田、徐食书以及名列校对的徐首发、沈成濯，连同陶易的幕友陆琰，被判处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

徐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公；为《和陶诗》作跋的毛澄，杖责一百，流放三千里；

扬州知府谢启昆，东台县令涂跃龙杖责一百，罚做三年苦役。

原礼部尚书沈德潜，虽已去世，但因其撰文称赞徐述夔，被追夺一切谥号。

原告蔡嘉树虽有挟私报复、恶意告发之嫌，但因徐述夔悖逆书籍终究是由他揭发，故免予刑事处分，予以释放。

这场诗狱案牵连范围极广，不仅徐家惨遭灭门之祸，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未能幸免，一些徐姓族人无奈之下，只得远走他乡隐姓埋名。

此案在全国引发了极大恐慌，人们因害怕家中书籍犯忌讳，纷纷自行烧书。

乾隆更是借题发挥，在全国范围内搜缴违禁书籍一万三千多册，仅江苏一省就抓捕了两千多人。

徐述夔诗狱案，堪称乾隆朝文字狱的典型案例。

也有人认为，乾隆此举意在震慑江南文人，警告他们不要对朝廷说三道四。

刘墉也忒不地道了，为了显示才华，主导了这起文字狱案，成了被人们诟病的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