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1年，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口，灾情严重，朝廷派了五省的官员一起治理，预算报上来要470多万两白银——这可是一笔巨款，相当于当时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丁宝桢看完预算，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，官员们想趁机贪污。他主动向朝廷请命：“黄河是山东的河，山东自己能治，不用五省合修，我只要152万两，保证把决口堵住，还能加固堤坝！”

朝廷半信半疑，但也想省钱，就答应了他。丁宝桢立刻亲自赶到郓城决口处，住在工地旁边的茅草棚里，白天和民工一起扛沙袋、查堤坝，晚上就在油灯下算账、制定方案。他定下规矩：所有工程款必须专款专用，每天的开支都要公开，谁敢贪污一两银子，立刻斩首。

他还想出了一个省钱的办法：以前修堤坝都用“笼石”，就是把石头装进竹笼里扔进河里，这种方法不结实，还浪费石头。丁宝桢改成“砌石”，用水泥把石头一块块砌起来，又牢固又省材料。他还发动当地百姓参与治水，给民工发足工钱，管饱饭，百姓们都愿意来帮忙。

就这样，丁宝桢在工地上待了整整八个月，没回过一次济南府。最后，不仅成功堵住了决口，还加固了200多里的黄河堤坝，总共花了152万两白银，比预算省了300多万两。洪水退了之后，被淹没的农田重新种上了庄稼，百姓们再也不用怕黄河决口了。

为了感谢丁宝桢，山东百姓在黄河堤坝上立了一块“丁公碑”，上面写着“为民治水，功德无量”。朝廷也特别高兴，赏他“头品顶戴、太子少保”——这就是后来“宫保鸡丁”里“宫保”的由来，“宫保”是清朝的一种荣誉官衔，只有立过大功的大臣才能获得。

四、入川治蜀：接了个烂摊子，十年把四川从“火药桶”变“天府之国”

1876年，56岁的丁宝桢被调任四川总督。当时的四川，说是“天府之国”，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：官场腐败到根上，官员们层层盘剥百姓；盐价高得离谱，百姓吃不起盐；都江堰年久失修，洪水泛滥，粮食欠收；财政亏空50多万两，官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；成都城里治安极差，抢劫、偷盗天天发生，百姓晚上都不敢出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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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劝丁宝桢：“四川这地方水太深，贪官污吏太多，你还是别去了，留在山东多安稳”。丁宝桢却摇摇头：“越是难治理的地方，百姓越需要有人替他们做主。我既然当了四川总督，就一定要把四川治好！”

（一）反腐风暴：先斩贪官，再裁“乱收费”

丁宝桢到成都的第一天，就没进总督府，而是带着几个亲信，微服私访。他在成都城里转了一天，看到百姓衣衫褴褛，路边到处是乞讨的人，而官员们却穿着绫罗绸缎，在酒楼里花天酒地。回到总督府，他当晚就下了一道命令：“全省官员，三天之内，必须把自己的‘陋规’（灰色收入）上报，主动交出贪污的钱财，既往不咎；要是敢隐瞒，查出后一律斩首！”

“陋规”是清朝官场的潜规则，比如官员上任要收“见面礼”，百姓办事要给“好处费”，四川总督一年的“陋规”就有十万两白银。丁宝桢这道命令一下，四川官场炸了锅，很多官员抱着侥幸心理，想蒙混过关。丁宝桢不管这些，他让人明察暗访，很快就查出了一批贪官。

四川盐茶道蔡逢年，贪污盐税几十万两，还勾结奸商抬高盐价，丁宝桢查出后，直接把他抄家，流放边疆；重庆盐厘局委员邹宗灏，勒索商人钱财，被丁宝桢当众斩首；还有几个县令，虚报灾情骗取朝廷赈灾款，也被革职查办。短短三个月，丁宝桢就查处了30多个贪官，四川官场的风气一下就变了，官员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了。

除了查贪官，丁宝桢还裁撤了“夫马局”——这是四川专门搜刮百姓的机构，名义上是给官员出差提供车马，实际上是按人头向百姓收钱，不管有没有官员出差，都要收。丁宝桢把“夫马局”的费用核减了八成，还规定“官员出差的车马费自己掏，不准向百姓摊派”，这一下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

更难得的是，丁宝桢自己特别清廉。四川总督的“养廉银”（合法补贴）一年有三万多两，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，但他大部分都捐了出去，修水利、办教育、赈济灾民。他在四川当了十年总督，家里没添置过一件新家具，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，死的时候，家里连丧葬费都凑不齐，还是百姓和官员们凑钱帮他办的后事。

（二）盐政改革：从“斗米斤盐”到“平价盐”，百姓终于吃得起盐

四川是产盐大省，但在丁宝桢来之前，盐价高得离谱。因为实行“官督商销”制度，官府和商人勾结，垄断了盐业，把盐价抬到“斗米不能易斤盐”——就是一斗米（约15斤）才能换一斤盐，很多百姓只能淡食，甚至用草木灰代替盐，吃坏了身体。

丁宝桢深知盐是百姓的必需品，盐价太高会逼得百姓造反。他经过半年的调研，力推“官运商销”改革：由官府统一组织运盐，从盐场直接把盐运到各个州县的“盐局”，再卖给商人，去掉中间贪官和奸商的层层盘剥。

为了让盐能顺利运输，丁宝桢还修了运盐的水陆通道：陆路修了从自贡到重庆的石板路，水路疏通了嘉陵江的航道，让盐能更快、更便宜地运到各地。他还规定了盐的最高售价，谁敢涨价，立刻重罚。

这改革一开始，遭到了贪官和奸商的强烈反对，他们甚至派人暗杀丁宝桢，但丁宝桢毫不畏惧，派重兵保护盐运通道，严查走私盐。改革推行一年后，四川的盐价就降了一半，百姓终于能吃得起盐了，而四川的财政收入也从每年亏空50万两，变成了每年盈余150多万两——因为官府直接运盐，少了中间环节的贪污，盐税反而收得更多了。

百姓们为了感谢丁宝桢，在各地盐局门口立了“去思碑”，上面写着“丁公改盐政，百姓食无盐忧”。直到现在，四川还有老人记得“丁大人让我们吃得起盐”的故事。

（三）大修都江堰：“丁鱼嘴”造福千年，南桥成网红打卡点

四川的命根子是都江堰，这座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水利工程，灌溉着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。但在丁宝桢来之前，都江堰已经半个多世纪没大修过了，内外江的河道被泥沙堵塞，堤坝也多处破损，一到雨季就洪水泛滥，20多万亩田被淹，而到了春灌的时候，又没水浇地，粮食欠收。

丁宝桢到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上奏朝廷，请求大修都江堰，朝廷给了9万两银子。1876年秋天，都江堰大修工程开工，丁宝桢亲自到灌县（今都江堰市）坐镇指挥，征调了十余县的民工数万人。

他沿用了李冰父子“深淘滩、低作堰”的治水理念，但做了改进：以前的“鱼嘴”（分流内外江的关键工程）是用竹笼装石砌成的，不结实，容易被洪水冲毁。丁宝桢改成“砌石鱼嘴”，用大块青石和水泥砌成，更加牢固，能抵御更大的洪水。他还组织民工深挖内外江的泥沙，疏通河道，加固了70多里的渠道和一万多丈的堤坝。

工程进行到一半，遇到了难题：有一段堤坝在悬崖边上，民工们不敢下去施工。丁宝桢亲自爬上悬崖，站在最危险的地方，对民工们说：“我一个总督都不怕，你们还怕什么？只要能把都江堰修好，让百姓不受洪水之苦，我就算掉下去也值了！” 民工们被他感动，纷纷跟着他下去施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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