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蜀始祖:蚕丛、柏灌的迁徙与开拓

可好景不长,中原地区强大的商王朝开始向周边扩张。商王听说蜀地有个富裕的部落,不仅会养蚕织丝,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,便派大军翻越秦岭攻打蜀地。蚕丛带领族人奋起反抗,他们拿着石器、木棍和弓箭,在平原上与商军展开激战。但商军装备精良,还有青铜兵器,蚕丛部落的简陋武器根本不堪一击。

一场惨烈的战斗后,部落损失惨重。蚕丛看着倒下的族人,心如刀绞。他知道,凭部落现在的力量,根本无法与商军抗衡。为了保住部落的火种,他做出了艰难的抉择:一部分族人跟着他退回岷山,坚守故土,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;另一部分族人留在成都平原,继续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桑林和农田,传承养蚕技艺。

留守的族人舍不得离开这片肥沃的土地,他们在平原上继续繁衍生息。多年后,考古学家在宝墩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刻有蚕纹的陶片,这些弯弯曲曲的纹路,正是蚕丛时代留下的文化印记,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始祖开拓蜀地的功绩 。而那些散落在遗址中的陶土纺轮,更是证明了当时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。

三、柏灌氏崛起:接过火种的“实干家”

蚕丛退回岷山后,留守成都平原的族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。没有了首领的带领,他们既要抵御周边部落的侵袭,又要应对频繁的水患,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直到一个勇猛智慧的青年站了出来,他是蚕丛部落的后裔,从小听着蚕丛的故事长大,立志要让部落重新兴盛起来。

这位青年首领不仅力大无穷,还极具谋略。他意识到,要在成都平原站稳脚跟,光靠养蚕织布远远不够,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:一是修建坚固的城池抵御外敌和洪水,二是发展农业保证粮食充足。在族人的拥戴下,他继承了首领之位,并将部落改名为“柏灌氏”——有学者认为,“柏灌”可能源自夏部族联盟的斟灌氏,也有人说这个名号与他们崇拜的鹳类大鸟有关 。

柏灌氏上台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选址筑城。他带着部落里的长老们,沿着岷江支流勘察了好几天,最终选定了一块地势较高、水源充足的台地。这里既远离河流主干道,可避免洪水直接冲击,又能方便引水灌溉,是筑城的绝佳位置。

筑城的工程浩大而艰巨。那时候没有任何机械,全靠先民们一双手、一把锄头、一根扁担。柏灌氏将族人分成几组:男人们负责挖土运土,他们用石锄挖起厚厚的黏土,装进竹筐,两人一组用扁担挑到筑城地点,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泡,就用兽皮垫着继续干;女人们负责和泥夯实,她们把黏土和水搅拌均匀,再混入碎石和草木灰,增强黏性,然后用沉重的石夯反复捶打——石夯是用整块大石头制成的,上面系着几根绳子,四五个女人合力拉起来,再猛地砸下去,每砸一下都能听到沉闷的声响,黏土也随之变得紧实坚硬。

这种筑城方法被考古学家称为“斜坡堆筑法”,是宝墩文化独有的技术 。城墙呈梯形,坡度平缓,虽然不利于抵御攀爬,但面对洪水冲击时却异常稳固,能有效削弱水势、顺水引流 。更聪明的是,先民们就地挖壕取土筑墙,城墙外侧自然形成了宽大的环壕,既可以储存雨水,又能作为额外的防洪屏障。宝墩古城的外城壕沟宽达20多米,考古学家在里面发现了几米厚的淤泥,证明这里曾经长期积水,确实起到了防洪作用 。

经过数年的辛勤劳作,一座雄伟的城池终于建成了。这座城分为内外两重城圈,内城呈长方形,面积约60万平方米;外城为圆角长方形,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,整体呈东北—西南走向,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保持一致。站在城墙上远眺,岷江支流如玉带环绕,城内房屋整齐排列,桑林郁郁葱葱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柏灌氏站在城门楼上,向全体族人宣布:“这座城,就是我们的家园,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根基!”

城池建成后,柏灌氏又将精力投入到农业发展中。当时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还处于“靠天吃饭”的旱地模式,产量很低,基本借鉴了北方种植粟黍的经验 。柏灌氏发现,成都平原水源充足,土壤肥沃,特别适合水稻生长,于是他决定推行“疏水种田”的策略,带领族人开展了一场“农业革命”。

他们在城外挖凿了纵横交错的排水沟渠,将多余的洪水引入岷江;又在城内修建了蓄水池,储存雨水用于灌溉。为了让稻田能保持充足的水分,柏灌氏还带领族人修建了简易的水坝和引水渠,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可控利用 。在种植技术上,他教族人如何育秧、插秧、除草,还总结出了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农事的经验。

除了发展稻作,柏灌氏还解决了族人的肉食问题。当时平原上有很多野猪,肉质鲜美但野性十足。柏灌氏带领族人在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挖掘陷阱,活捉了几头小野猪,带回部落精心喂养。他们给小野猪喂粮食和野菜,慢慢驯化它们的野性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野猪终于变成了温顺的家猪,成为部落稳定的肉食来源。后来考古学家在宝墩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家猪骨骼,这些骨骼正是柏灌氏驯化野猪的有力证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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